1949年毛泽东立下何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规矩

诞生于西柏坡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坚持党内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规矩,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规矩。

核心提示:诞生于西柏坡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坚持党内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规矩,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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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入第9天。

此时的中国,天翻地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2月3日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隆重举行入城式,百年古都焕然一新。相形之下,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国民党政权已基本被打倒在地,军事主力荡然无存,蒋介石黯然下野。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即将领导人民夺取最终的胜利。正是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分析革命形势,确定组建新中国的相关事宜。

七届二中全会充满着胜利的氛围,参会的34名中央委员、19名中央候补委员以及11名列席人员围绕着毛泽东在3月5日所做的报告开展讨论,先后27人发言。不过,胜利的氛围中也有着激烈的争论,有两个问题成为争论焦点:一是关于权力集中的问题;二是关于王明的问题。

权力向中央集中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必然要求。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九月会议,指出在“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下”,党“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虽然曾使“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因此,中央要求“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根据这一决策,中央先后制定统一后勤补给、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等一系列措施,要求“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后方勤务工作”等,都要“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之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

不过,对各地党政军领导而言,由于目前的战争局面、长期分割的状态以及中央难以对地方实现物质支持,使他们迅速转向集中统一的中央管理确实存在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困难。因此,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许多参会的地方党政领导固然同意实现权力集中,然而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就分歧极大,实质仍然倾向分治,个别同志甚至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时任中办主任杨尚昆深感在推进统一工作中未能体会中央提出的“可能与必需”这一原则,在具体工作中存在“急于求成的现象”。而周恩来面对大家的批评和意见,则诚恳地向大家检讨自己在九月会议后对于统一办法的处理,有不切合现实的情况。

王明的发言是会议争论的第二个热点。他在大会中的两次发言都引发全场公愤,杨尚昆对此在日记中有颇详细的记载。3月7日王明第一次发言,“从三皇五帝说到如今,说到新民主主义,说到毛泽东思想,‘口似悬河,离题万里’。而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则轻轻放过”,以至于“大家对此实均不满”,纷纷发言批驳他“似乎自己是正确的,一贯是毛主席思想,而犯了的错误是六大决议和共产国际来的”,“其精神是以天才和领袖的姿态出现的”。3月12日,王明再次发言,“简直胡闹,致激起全会对之不满,纷纷质问,而自己总企图抵赖”,“大家都指出其品质问题,要求他坦白,明确地表明自己态度。而王的态度,是与全场对立的,且因继续挑拨,而对个别同志的质问,则采取讥笑的态度。”正是由于王明引发参会人员的反复质问,导致七届二中全会不得不推迟至13日闭幕。

于是,在3月13日,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时,大家屏息以待,既希望突出会议主题,也盼望能够对分歧与争论作出总结。而令众人意外的是,毛泽东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没有纠结于一时一事,而是在长篇的讲话中抽出专章讲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从方法论的高度牢牢地把相关争议聚焦到党委会工作方法这一根本矛盾上。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其实现途径就是以党委制实现集体领导。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委制,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的文件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因此,毛泽东要求各级各单位“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同时“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在毛泽东看来,会议中涉及的相关争论从本质而言就是党委会要善于以正确的工作方法实现领导。